資訊來源：半月談

生物技術的發展為我們擁有更強壯、更迅速、更敏捷的身體提供了可能。與此同時，儘管有血液、尿液和唾液等檢驗手段，但體育比賽中的作弊歪風卻屢禁不止。

H·李·斯威尼的手提電腦嘟嘟地響了起來，又來電子郵件了。可是，他並沒有馬上打開電腦，因為他知道來信的內容，所有來信要幹什麼他都知道。這位分子遺傳學家每週都會收到幾十封這樣的郵件，所有發信人的目的只有一個———企求奇蹟的出現。嘟嘟，一名患腕管綜合徵的婦女想得到治療；嘟嘟，一名男子願意以10 萬美元、自己的房子和所有積蓄為代價，挽救因患肌肉萎縮而危在旦夕的妻子。嘟嘟……嘟嘟……嘟嘟……運動員，又是運動員，有要求治療肌肉拉傷的，有要求治療筋腱撕裂的；舉重運動員渴望更強健的三角肌；短跑運動員希望提高哪怕是百分之一秒的速度。他們都願意充當實驗品。

斯威尼對每封郵件都做了同樣的回覆：我告訴他們這樣做不合法，並且可能還不安全，但他們都回信說不在乎。有一個和我聯繫的中學足球教練，問我是否能為他生產為他們全隊球員注射的血清。他期望自己的隊員身材更高大，體質更強壯，還能盡快從傷病中恢復，他認為這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但是，這位教練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基因療法是一種冒險的行為。在近期的一次實驗中，一位患者死亡；在另一次實驗中，治療雖然取得了效果，但在10名受試者(嬰兒)中，有兩名患上了白血病。在某些人眼中，要想治療不治之症或出人頭地，這樣的失敗不過是美中不足，不值得大驚小怪。斯威尼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生理學和醫學教授，在過去的幾年中，他和一部分研究人員已經掌握了製造某種基因的方法，這種基因能在較短時間內使肌肉、骨骼、筋腱和軟骨組織的衰弱、惡化或損傷得以恢復和治癒。他們還可以通過一兩次注射，使未受損傷的肌肉增加力量和塊頭。到日前為止，他們的技術還僅限於實驗室囓齒類動物———老鼠。因為沒有資金資助，狗或貓等較大動物的臨床實驗目前還未進行，人體實驗更是幾年以後的事。儘管如此，基因療法早已在體育界引起了爭端，運動員(包括職業運動員和非職業運動員）服用類固醇、人類生長激素和其他能提高成績的藥物多年來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焦點。隨著今年8月13日雅典奧運會的召開，違禁藥物再次成為熱點話題。斯威尼說：「這是醫學的自然進化過程，人們在競技體育運動中服用這類藥物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行為能否遏止尚未可知。」

斯威尼對基因療法發生興趣是在1988年，即在科學家剛剛確定基因是導致杜興氏肌營養不良症的原因後不久。當時，他的目的就是尋找對付這種疾病的基因治療方法。他發現，患肌營養不良疾病的兒童缺乏調控營養不良物質的基因。所謂營養物質是促進肌肉生長和穩定的一種蛋白質。肌肉缺乏了營養物質便會出現萎縮和壞死。斯威尼計劃把能調控營養不良的基因與一種病毒的DNA結合起來，通過病毒把所需基因輸送到細胞中。可是，他發現病毒太小，沒有攜帶基因的能力。於是，他開始尋找更小的基因，它要適合病毒攜帶，並且至少與能調控營養不良的基因相似。他的目光最終落在了一種能產生胰島素樣生長因子(IGF—I)的基因身上。胰島素樣生長因子是極具效力的激素，能促進肌肉的生長和修復，並且正好能進入病毒。更為理想的是，IGF—I具有治療多種營養不良疾病的潛能。從 1998年開始，斯威尼和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組成員做了一系列實驗，他們給實驗老鼠注射了IGF—I基因，忐忑不安地觀察著受損肌肉組織的自我修復。如今，觀察注射過IGF—I基因的老鼠成了斯威尼的主要工作。他讓這些老鼠參加嚴格的訓練，給它們的後腿綁上重物，然後一遍遍地把它們趕上三英呎高的梯子。兩個月後，這些老鼠的負重量增加了30％，肌肉增長了1/3，這兩個數據都是對照組的兩倍(對照組的老鼠未注射IGF—I，只進行負重訓練)。在另一個實驗中，斯威尼也給老鼠注射了IGF—I，但卻對它們的運動進行控制。儘管這樣，它們還是長大了不少，肌肉的塊頭和力量比普通老鼠增加了15％。

最近，我去了一趟賓夕法尼亞大學，在我的請求下，斯威尼讓我參觀了這些老鼠。他領我來到他狹窄的實驗室，我看到一個冒泡的液氮箱，地板上到處瀰漫著裡面噴出的冷氣。幾排鞋盒子大小的透明塑料盒整整齊齊地碼在一個鉻鋼手推車上，每個盒子裡面都散發著一股刺鼻的香氣。盒子裡面有幾隻咖啡色老鼠。斯威尼指著相鄰的兩組老鼠問我：「你看看哪組老鼠是我們用了IGF—I的?」於是，我向前探著身子仔細觀察了一番。左側盒子中的老鼠個個身強體壯，臀部堅挺，小腿的腓腸肌和比目魚肌碩健無比。相比之下，旁邊盒子中的兩隻對照組老鼠則顯得骨瘦如柴。對這樣的結果我真是感慨萬千，我不禁想知道，要是有人想在人的身上進行同樣的實驗，究竟難度有多大。「如果有人迫不及待，現在馬上做這種事，我是一點都不會感到吃驚的，」他說，「因為做這樣的事花銷並不是很大，特別是當你只針對一小部分運動員時。」

這也恰恰正是美國及世界反興奮劑組織所擔心的。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已經將基因藥劑列入國際奧委會的禁藥名單，從止咳糖漿到可卡因全在其列。禁令對基因藥劑的定義為：「非用於治療，有助於提高運動成績的基因或細胞成分。」但是，沒有一個人認為基因藥劑不會出現。理查德·龐德是前奧運會游泳運動員，現任世界反興奮劑委員會主席和位於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校長。他說：「體育運動是件美妙的事情，但是，它已經有了麻煩，因為有些人正在想方設法毀掉體育和運動會。」

基因藥劑的使用與提高運動成績的其他手段大不相同。例如，人類生長激素在人體中自然發生作用，能加速許多組織的細胞分裂，大量服用能促進全身肌肉生長，甚至能使身高增加幾英吋。促蛋白合成類固醇是一種化學形式的雄性激素，曾在布什總統今年1月份的全國講話中受到抨擊。據說這種藥物在職業運動員中被廣泛使用，如從事棒球、橄欖球、籃球和曲棍球的運動員。當然，大多數運動員拒絕服用禁藥。許多舉重運動員也都青睞這種藥物，因為它能刺激上身肌肉的生長。人造紅細胞生成素(即EPO)是由腎臟自然產生的一種化學物質，有助於自行車、馬拉松、鐵人三項運動員提高成績，為參加耗時耗力運動的人補充體力。EPO能為疲乏的肌肉提供氧氣，驅散疲勞。

這類物質能通過血檢和尿檢查出來，因為它們會在循環系統中滯留數小時、數天甚至數月。儘管如此，想阻止人們使用基因藥劑也絕非易事。基因變異成了目標肌肉中DNA的不確定因素。證明某人是否服用基因藥劑的惟一方式是檢查可疑肌肉的活組織，尋找DNA受到干預的證據。毫無疑問，大多數運動員都不願意讓人從自己的肌肉上取一塊肉用做檢查。約翰尼·瓦爾是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學術方向為分子遺傳學、生物化學和生物工程，他已經培育出一組增強肌肉的基因，他不無揶揄地說道：「運動員肯定不會說這樣的話：『我要參加100米比賽了，來，先割一塊肌肉給我檢查一下吧。』」

由於缺乏有效的檢測手段，一些運動員對基因藥物趨之若鶩，因為它有強大的增強肌肉的功能。據斯威尼預測，使用基因藥物的運動員很快就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績，甚至打破世界紀錄。短跑和舉重運動員的效果最明顯，他們的速度和力量會大大提高。他說：「運動員能使自己的肌肉變得更健壯，因為疲勞的肌肉會以很快的速度自我恢復，並且這些運動員也不必在32歲時就因為體力不濟而結束運動生涯。」

反興奮劑組織的官員認為，儘管使用基因藥物有危險，肯定會有運動員以身相試。1994年挪威冬奧會速滑金牌得主約翰·科斯現在是一名內科醫生，也是世界反興奮劑委員會前任執委，他說：「與我參加比賽時相比，現在的運動員面臨的壓力要大得多。」龐德說：「人們都願意走捷徑。成為世界第一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是巨大的。」他還舉了個例子：在一次民意測驗中，受測的美國運動員說，只要能使他們贏得比賽，他們願意服用任何藥物，即使明明知道那些藥物最終會使他們喪命也在所不惜。

龐德說：「沒人說過運動員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所以，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就不讓我的孩子在13歲的時候學開車，即使他們告訴我能確保安全。」

龐德的擔心並非沒有根據。最新療法用於老鼠並未造成明顯的災難性結果。然而，不做臨床實驗，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這樣的療法施於人體會出現什麼結果。斯威尼承認，IGF—I會使可能發生癌變的細胞生長得更快、更有活力。

瓦爾說，對於基因療法的副作用，他們目前沒有任何線索，但他們擔心作為基因載體的病毒會出現免疫反應。事實上這也正是18歲的傑西·傑爾辛格喪命的原因。傑爾辛格因患一種罕見的肝病而參加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基因療法研究實驗，事件發生後，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立刻終止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基因療法實驗，同時，事件也促使當局對人類基因療法研究制定新的政策。還有人擔心載體病毒會發作。有科學家認為，1999年，法國在10名患免疫缺陷症的嬰兒身上使用基因療法時，就有病毒發作現象出現。這項技術治好了9個孩子的病，科學家也認為實驗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大約三年後，在對兩個男孩進行的T細胞白血病診斷中發現，病毒載體———不是特代基因———已經觸發了這種血液病。所以，在以後的此類實驗中，載體將被修改或替換。

這兩次事故引發了來自方方面面的責難，處於萌芽狀態的研究被迫停止。如今，一些臨床基因療法實驗都是在嚴格的安全措施保護之下進行的，並且大多數實驗對象都僅限於老鼠。除了醫學上受到的阻力之外，使這項技術商業化的最大阻力是缺乏資金。斯威尼說：「我們一直想在狗身上進行實驗。但由於缺乏資金而未能如願。」但他說，一旦得到資金，研究便會馬上啟動。他的研究組已經準備好了一種攜帶IGF—I的媒介，隨時可用於患肌營養不良的狗身上。如果實驗在狗身上獲得成功，他將在2010年之前的某個時候把實驗推向患肌營養不良的兒童。那些曾經與他聯繫過的走投無路的父母的電話號碼他全都保留著。

與此同時，業餘運動員也在對基因藥物躍躍欲試。特奧多爾·弗萊德曼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人類基因療法研究項目的負責人，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和國會有關基因問題的顧問。2002年3月，他組織了一個為期三天的討論會。在長島的冷泉港，科學家、政府官員和運動員會聚一堂，討論基因藥物問題。弗萊德曼說：「只有那些想讓基因療法背上壞名聲的人才會做那種不該做的事。這項技術相當簡單，不過是研究生水平的科學研究。」

世界衛生組織的衛生、醫療和研究委員會主席阿恩·詹維斯特對此感到很棘手。他每年都要給幾個研究組撥款數百萬美元用以基因藥物的研究和檢測。此外，致力於反興奮劑的弗萊德曼則正在制定檢測方案。他說：「到目前為止，取得成效的是藥物的研究，而不是檢測方法。」有一種想法是獲取弗萊德曼所謂的生理指紋。他認為，給肌肉引進外來基因，會使肌肉向血液分泌物質的方式產生變化，因此，分泌到尿液中的物質也會發生變化。同樣，當乳腺和結腸癌改變血液中蛋白質的模式時，與IGF—I相關的基因從理論上說也會脫離自己的運行軌跡。弗萊德曼說，美國以及世界的各監督機構將有信心檢測出那些由外來基因帶來的特徵和模式，當然，相關的技術還需數年的發展。弗萊德曼還設想製造一種類似X射線的非侵害性成像設備，用來檢測用於植入提高運動成績基因的病毒殘片。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基因藥物在體育界更多的是被濫用，而不是合理使用。在醫生用基因療法為運動員治療傷病時，治療和增強功能之間就失去了明顯的界限。弗萊德曼說：「正當的傷病治療和為提高運動成績而用藥之間的界限將變得很模糊。面對一名因受傷而即將告別運動生涯的運動員，如果運用醫學手段能為他治好傷病，延長運動生命，無疑是無可指責的善舉。但必須指出，運動員不是用藥物來回處理的最佳人選。無可否認，藥物總會有用於治療之外的功能，但是，因為基因療法有其他功能而遭到拒絕是不合情理的。」

當然，這也會為濫用藥物打開方便之門。例如，有些運動員可能會借助輕微藥物的助力而進入冠軍行列。「對於奧運選手來說，他們並不需要什麼劇烈的變化」，約翰尼·瓦爾說，「有時，金牌和銀牌的差距不過只有短而又短的百分之一秒。」在官方認可的治療結束後，如果想讓藥效再持續幾小時、幾天甚至幾週，對運動隊的隊醫來說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由於沒有切實可行的檢測手段，雅典奧運會上至少有超過萬分之一的運動員使用基因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