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體育學院
姒剛彥
從心理學意義上看,運動員的競技能力表現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運動員個體內部的因素,如運動員的成就動機、情緒穩定性、認知能力特點、壓力應對技能等等,這一方面反映的是運動員作爲一個獨立的個體對運動訓練與競賽的高要求産生何種適應性的心理學特徵指標。其次是運動員個體與環境中其他人互動因素,如與教練員、隊友、家人、管理人員、科研醫務、媒體等諸多方面的關係,這一方面反映的是運動員能從環境資源中獲得何種程度支持的社會心理學特徵指標。要想充分挖掘自身潛能,成爲一個最頂尖的運動員,上述兩大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在當代運動心理學的文獻中,反映運動員個體內部的心理因素已獲得了充分的研究,但對反映運動員人際關係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多。尤其對運動員-教練員之間關係的研究,不論是在理論探討上還是實證研究上,都非常地不成熟。運動員-教練員的關係與訓練質量、競賽表現有著密切的聯繫,加強這一方面研究也是當代運動訓練實踐的迫切要求。
近期,Jowett與Ntoumanis(2003,2004)提出了研究教練員-運動員之間關係的 3C 理論並發展出了評測工具。Jowett等人在質的研究(qualitative study)基礎上,提出從情感、認知和行爲三方面來揭示教練員與運動員的人際關係。 3C 分別是:親密性(closeness)、義務感(commitment)和互補性(complementarity)。這三個因素是相互作用並且相互聯繫的。研究發現,親密性(與教練員和運動員的情感有關)、義務感(教練員和運動員維持相互關係的目的)、互補性(教練員和運動員在訓練中相互合作的行爲)是教練員與運動員關係中的重要成分。從心理學理論層面上來說,親密性代表的是情感因素,義務感代表的是認知因素,互補性代表的是行爲因素。 3C 理論的提出對於研究教練員與運動員關係非常有幫助,它提供了評價教練員與運動員關係的一種理論構架以及評測手段。
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 3C 理論是否具有跨文化效度或理論的普適性,即我們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3C 理論來對中國的教練員-運動員關係進行研究,仍是一個需要進行探討的課題。中國本土的“人際關係”概念與西方社會的“人際關係”概念可能存在著差異,中國文化中的“我”與“非我”的界線與西方文化中的“我”與“非我”的區分也可能存在極大的不同。在分析中國教練員與運動員的關係時,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至少要對兩個中國本土文化的特徵給予充分重視。其一是“自己人”的觀念。“自己人”的含義是“中國人在交往中爲了獲得在家人中獲得的高情感和高義務連帶而形成的一種特別的關係類別”(楊宜音,2004)。研究者(楊宜音,2004)劃分出“自己人”的概念中包含的兩個維度,即情感連帶與義務連帶,這兩個維度的不同組合區分出了“自己人”與“非自己人”及其相互轉換的可能性。其二是中國式的“家長式領導”,“其特色是在一種人治的色彩下,顯現出嚴明的紀律,父親般的仁慈與權威,及道德的廉潔性”(樊景立,鄭伯壎,2000)。這一華人社會特有的領導形態具有三個維度的行為特徵,它們是領導者的威權、仁慈、德行以及與上述特徵相對應的被領導者的敬畏服從、感恩圖報、認同效仿(樊景立,鄭伯壎,2000)。在中國競技體育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直覺地感受到上述兩個社會心理特徵對中國教練員-運動員關係的影響,進而對訓練質量、競賽表現的影響。
綜上所述,對中國教練員-運動員關係的研究,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思路。其一爲跨文化心理學模式。我們可以借助Jowett等人提出的 3C 理論作爲平臺(取其認知、情感、行爲三維建構),在研究內涵中加入“自己人”(或/以及“家長式領導”)概念。用跨文化心理學的術語是從“強加式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approach)開始,尋找“共有性客位”(derived etic)。最後通過這共有性客位,可以將改造過的 3C 理論應用於中國運動實踐。其二是本土心理學模式。這一研究範式是直接植根于本土文化,由下至上地尋找適合於進行中國教練員-運動員關係研究的本土心理學概念(如“自己人”)、維度、以及理論結構。
本文提出三點小結:(1) 應該從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來理解教練員與運動員之間的和諧與衝突;(2)有必要加強跨文化心理學和本土心理學在教練員-運動員關係這一領域的研究,這些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不同文化之間在運動行爲上的真正不同點和相同點;(3)跨文化心理學和本土心理學的最終目標是通過綜合在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結論來獲得普適性的結論。